配资炒股官方注册开户连载①丨陈诗梦：最好的疗愈，是学会用文字与自己对话

最好的疗愈，是学会用文字与自己对话

文/陈诗梦

导读：陈诗梦，出生于2001年，重庆万州人。2019级创意写作学院作家班诗歌工坊（2019级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专业）学生，2021级严肃小说工坊助教。处女作《消失的树》于2021年发表于《香港文学》。诗梦说：“虽然作家班是一年制，但我坚持旁听了三年多。写作之于我，是一种深度的自我疗愈，它把我从抑郁的泥沼中拉出来。每当我感到沮丧时，就会全身心地投入到写作中，它对我来说就是黑暗隧道尽头的亮光。”

自卑与野心

19年的我比现在更年轻。我和当时的三江文学社社长董炳耀学长聊天时，他告诉我，作家班还没有一个学生能成为优秀的严肃小说作家。于是我告诉他，既然早晚都有这个第一人，那为什么不能是我呢？

如今我还没实现当初说的话，却已经临近毕业。坦白地讲，我大一浪费了很多时间，大二才补起来。但那不是浪子回头这种观众很喜欢的故事，而是怯懦和痛苦造就的。我是一个长在农村的留守儿童。那里有金色的稻田，晒满院子的玉米，摇摇晃晃的小桥，一座山头的桃树等所有能满足城市人对乡村的美好想象的东西。除此之外，还有走来走去的疯子，漂在水上的尼龙袋，辍学结婚的年轻人。我是他们之中的一员，却不是他们传奇故事中的主人公。

因为我离开了。

我来到了城市里念书。我看的书籍，村庄里用不上，我看的电视，城市中不流行。和村庄相比，我太年轻了；和城市相比，我又太老了。我固执地不愿承认自己的自卑，只能游离在所有人之外，既学不到东西，又生活不下去。在这种僵持之下，我居然找到了平衡，那就是尖锐和沉默。

我对包括自己在内的所有人保持沉默，看各种凄惨的小说让自己哭出来。我想象自己成为小说里那个最痛苦的角色，以此获得快感，却拒绝以自己的身份接受现在的处境，于是我越发想念那个村庄。我回不去，它也一直在我的脑海中从未停下手中的锄头。

这样的状态大概持续到我19年念大一。

崩塌与重建

2019年9月，我考入了作家班诗歌工坊。在这里，我认识了很多朋友。他们的开朗和自信，吸引着我。我在舒吾老师和杨康老师的鼓励下，开始断断续续地构思东西。有故事梗概，有诗歌，甚至还有剧本。第一个学期我为了宣泄情感，已经写完短篇小说《聚会》，可我对这篇小说并不满意，又不知如何修改。于是，在董炳耀学长的建议之下，第二学期我申请调到了严肃小说工坊。

一次文学聚会时，我与三江文学社另一名社长伍海洋，就“真正想自杀的人会不会挑个好日子去死”而展开争论。我告诉他，真正想自杀的人，也有选择以喜欢的方式去死的权利，他沉默了。那年的寒假，我站在江边，脑海一片空白，只剩跳下去的欲望。我意识到，这种念头很危险，我需要自救。

寒假回家的时候，我和家里人吵了一架，我们互相用最恶毒的语言谩骂对方，只差一点儿就动手。那一刻我才发现，进入大学以后，我虽然远离了他们，但我已经不可避免地跟他们一样，脾气暴躁缺乏耐心、习惯用语言去贬低和打压别人。这种行为并不是经过思考后做的，而是习性。我成为了自己最恨的那种人，被困在原生家庭的相互伤害之中。

在我感受到什么是真正的痛苦后，那种平衡就被打破了。我只好求助作家班的苏瓷瓷老师。那是我第一次因为心理问题向老师求助。而我向她求助的原因是，在她的一次讲座中，苏老师给我们展示了一张照片，照片上是一个人站在城市中某座大厦的天台。她问我们觉得那个人在做什么，很多同学觉得他是想跳楼，而苏老师说他是在对着天空唱歌。罗曼·罗兰说过：“世上只有一种英雄主义，就是在认清生活真相之后依然热爱生活。”在那一瞬间，我仿佛和站在天台的那个人感同身受了。为什么不能是唱歌呢？正如苏老师所说：“要想理解痛苦，我们就应该从自身着手，而不是从痛苦的观念入手，痛苦的观念只代表缺乏智慧和空虚。你们可以试着通过写作，把感受转化为故事，不要把敏感用来自我伤害，而是把它作为写作的内在驱动力。”

从那以后，我就再也没缺席过苏老师的讲座。在私下里，我也曾多次给她发信息寻求帮助。但我知道，这样是远远不够的。于是我就按照她所讲的，用写作来治疗自己，也更加坚定了要修改《聚会》的念头。但直到为期一年的作家班学习结束，我都没改完。

原因有两个：一方面，在写的过程中，我发现碎片化的宣泄情绪式写作不但给不了我安慰，还会放大内心的空洞；另一方面，我并不知道该怎么去修改好一篇小说。于是大二时，我又重返作家班的课堂，在严肃小说工坊做了助教。

煎熬与成长

在丁老师的严肃小说工坊课上，我学到了很多实打实的创作技巧。再加上我当时情绪波动依然很大，急需一个理性的写作课程将自己内心稳定下来。在这一年多的旁听里，丁老师讲了很多有关小说开头、小说语言、小说人物和小说情节等方面的技巧和经验。当时受丁老师在课堂上分享的作家宁肯的《火车》影响，我在《消失的树》中模仿了他的开头。上课的时候，我根据丁老师讲的每一节课都对照着《聚会》，将整个故事捋了一遍。我发现原来的情节设置并不适合我真正想表达的东西。于是，我推翻以主角参加同学会为线索的问罪故事，改为主角回到学校为学弟学妹分享经验并希望从曾经的施暴者身上得到救赎的故事。

但对于语言，我一直拿不准。一方面，我常年看网络小说，语感几乎为零；另一方面，我一直找不到切换场景的方法。第二个问题我结合了丁老师的课程，并请教了三江文学社的伍海洋社长，发现可以使用五感和电影中的剪辑手法去解决。而关于“语感”的问题直到我大二暑假回家才解决，我花了一个月让自己跟各种电子产品绝缘，并反复研究福克纳的《喧哗与骚动》前二十页。思考他每一个句子之间的衔接，每一个标点符号的使用是否具有唯一性。7月，我终于开始动笔，并于7月28日是晚上快9点的时候写完，发给丁老师。丁老师看完以后立刻给我打了电话，在电话里得到他的肯定后，我才算真正松了一口气。

发表完这篇小说后，我并没有感到很轻松。因为我很担心，自己再也写不出超过《消失的树》的小说。所以，哪怕我已经有了《狗半生》这个新的故事，也无可避免地产生了恐惧。在我写《狗半生》的时候，我开始听取别人的意见，希望能写出让他人赞叹的小说。12月初写完之后，我发现自己错了。哪怕其他人都说有进步，但是我没办法用这些话去骗自己。《狗半生》也许是别人想要的故事，但我知道那不是它本来的方向，于是我决定要为自己写作。

在2022年的3月，我终于完成了《红石》。不过也是在这一年，丁老师开始让我进行自由写作，他将不再给我提供意见。这对我来说，是非常恐慌的一件事。在学校，我们依赖老师就像依赖家长一样。我总觉得自己还需要历练，哪怕我已经在校外做过兼职，甚至也独立处理过很多事情。但在老师面前，我始终觉得自己像个小孩子。我既盼望着长大，又担心自己学得不够，对未知充满了恐惧。

在完全没有丁老师指导的情况下，我开始改《红石》。但这次的改，和以往不同。我不再重复这个故事，另起一篇新的小说，而是在原有的根基上改。改语言，改人物，改情节，一切都由我自己决定。在修改中，我删掉了一些不必要的煽情细节，比如坏掉的塑料袋。也改了结尾，将原本“我”探出窗外找狗的结尾，改为了等天亮。其中改动最大的是语言，将之前很生涩的句子修改得顺畅了。最后又听取朋友的意见，修改了小说的名字，将《红石》改为《一片森林里分出两条路》。

在我已完成的三篇小说中，我最喜欢的也是《一片森林里分出两条路》，虽然它并不像《消失的树》那样已经发表，被大家看到，但它是除了我马上要写的小说以外，最接近我当前状态的小说。如果说《消失的树》是我在老师们、朋友们的指导下开始用写作进行自我疗愈的一种尝试，《狗半生》是我试图将写作过程中遇到的一切问题都交给丁老师，去帮我解决的一种实验，那《一片森林里分出两条路》就是我真正独立创作的第一部作品。在某种程度上，它告诉我，我该走向什么方向。这个方向，不仅是写作上的，也是人生规划上的。

如今，我正构思着第四篇小说，也即将步入社会，前途未知，但我仍旧对文学心怀热爱。在我写完以前，我会尊重自己内心的感受，相信自己的思考和判断。就如同我跟丁老师约好的那样：我必将依靠自己成长。我想用这篇小说，为我在移通学院，在创意写作学院，在严肃小说工坊的这些年的生活画上一个句号。也作为我的毕业礼物，既送给我，也送给在创意写作学院中帮助过我的所有老师和同学们，还有三江文学社的那些成员。尤其是丁老师和苏老师。他们所给予我的东西，是我这一生最珍贵的财富：一个是自我，一个是写作。